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嫌受贿一案不久前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令其在美国购买的房产也被曝光。中国贪官到底在美国过着怎样的奢靡生活,成为美国华人社区的热门话题。位于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地区一直是一些中国贪官逃到美国后最喜欢居住的地方,一些官员在此购置豪宅,或者将妻子儿女送到这里。日前,《环球时报》记者探访了张曙光在美国所购豪宅,并走访了豪宅所在的当地社区。与前些年曾被媒体曝光的洛杉矶华人“二奶村”相比,敛财手段多样、出手置业阔绰、个人行踪隐秘,成了中国贪官在美国隐匿财产的最突出特点。许多当地美国华人认为,核查一些公司或官员海外业务及资产,应该是中国深度反腐的方向之一。
张曙光豪宅邻居不愿被采访
2011年张曙光被停职审查后,他在洛杉矶县东部核桃市曾购置房产的消息就传了出去。核桃市曾多次被美国《金钱》杂志评选为全美生活品质最好的50小城市之一,居民多为中高收入阶层。在加州772个学区中,核桃市学区排名第33.该市官方网站称,核桃市约有2.9万名居民,以华裔为主的亚裔居民占64%.目前该市平均房价约为67万美元,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0.7万美元。
可能是由于贪腐行为此前一直未被查处,张曙光在核桃市购买的房产信息透过美国公开资料很容易查到。《环球时报》记者在Zillow等美国多家知名房地产网站都能从公开资料上查到一处房主为XingWang(音王兴,据称为张曙光妻子)和ShuGuangZhang(张曙光)的房产,房产位于核桃市皮埃尔街688号。该房产占地约1.2英亩(约4800平方米),为5个卧室和5个卫生间、套内面积为4100平方英尺(约380平方米)的2层别墅式建筑。2011年2月,几乎是在张曙光受审查之前,这座房产的房主变为王兴一个人。
一名熟悉洛县东区房地产情况的地产经纪人乔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从公开资料来看,2002年该房产以86万美元售给张曙光,当时按这个价格该房产应该算是豪宅。2011年和2012年,房子地产税均为1.3万美元,地产税的征收为当年地产估价的1%到1.5%,据此可推测房子目前价值在110万美元以上。尽管这两年美国房产行情由于金融危机大幅下降,但这样的豪宅价格仍在上涨。一些当地房地产网站给出这座房子目前的市场价格为150万美元。乔伊称,张曙光这座房产附近一座5室4卫、套内面积为3665平方英尺的房子,前不久还以136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环球时报》记者根据相关人士的指点来到核桃市。这座位于核桃市中心的豪宅,距离市政厅、老人活动中心、体育馆及核桃高中,也就2分钟的车程。这座豪宅坐东朝西,院子周围高大的树木除了让外人难以看到院内的情况外,也有阻挡夕照的作用。除了拥有3个车位车库的2层楼的主建筑外,在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栋建筑,不过被主建筑遮挡,在正门看不到。记者是在下午2时左右来到这座房子前,只见装有摄像头的铁门紧闭,大门旁边墙上有对讲机。从铁门处向院内看去,楼房门紧关,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虽然不时有车驶过,但周围的环境还是给人以相当安静的感觉。就在记者在大门口的人行道上徘徊时,该房产南侧的邻居有人驾车出来,看样子是一名亚裔女性。当记者准备上前搭话,该女性摆手表示不愿交谈。
豪宅中国房主身份难查实
尽管在当地人眼中,这样占地数英亩的房产已经算是豪宅了,但洛杉矶资深华人房地产经纪阮秉森对《环球时报》记者称,张曙光在核桃市的豪宅,与近年来一些中国人在南加州置产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以前一些大陆人在美国买房,都会像张曙光那样选择生活相对方便、学区好、华人多的地区居住,比如圣马力诺市、阿凯迪亚市等。现在很多有钱的华人开始在白人聚居的海滨地区买房。这些居住区一般的房子都在三四百万美元以上,上千万美元的房子也很常见。另外一个高档房购房热点区域就是尔湾地区的一些地段,房价都在四五百万美元以上。阮秉森说,价位高、社区新、设施豪华、景观好,更重要的是隐蔽性好,是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人在美国购房的特点。
对于张曙光在美房产通过公开资料可查到,有精通美国法律的华人对记者说,实际上很多大陆来的人在美国买房子都非常隐蔽,像张曙光夫妻这样在房产档案上直接写上名字是十年前的事,现在很少见。真正大的买家,买房的过程都弄得很复杂,甚至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不见面也很常见。美国买房子只要不是贷款,就没有任何限制,什么证件都不需要。在美国买房是很随便的。
实际上,中国人近年来在美国购买上百万美元的豪宅,一般都通过所谓的“白手套”公司,即这些人在美国开设公司,然后把钱以合理的名义投到美国,再由美国的公司出面购房。很多人都是利用这个办法来隐藏真实的身份。一句话,在美国想匿名自己的房子,并不难;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警方或检方会一层层查,这才会找到房屋的真实主人,一般就连房屋经纪人也查不到。有些人甚至首先把资产转到香港或是其他国家,从香港或是其他国家可以直接向美国汇钱。阮秉森说,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购房者中,很多是这种情况。
中国反腐应查海外财产
当记者问起如何判断这些来美国买房的人是商人还是贪官时,阮秉森说,中国人到美国买房一掷千万美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很难判断这些人中哪些是商人、哪些是贪官。至于是否存在所谓的“贪官村”,他认为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这些人是贪官,更不喜欢扎堆,许多中国人买房时都非常不愿意与其他人见面,希望越隐蔽越好。有些人买房子,特别声明要在白人区,而且不希望华人多。阮秉森称,洛杉矶以前有几个社区被人戏称为“二奶村”,这样的聚居区出现可以理解,因为“二奶”们寂寞,需要经常与人有联系,她们也不会在乎什么;而贪官是不愿意联系的,更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过去是干什么的。
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在海外华裔社区产生很大影响。美国著名华裔律师邓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注意到,目前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大都是在国内利用职权之便进行贪腐,但还有一种贪官在国内可能是不露声色,却在海外进行贪腐。他说,有人利用职权在海外开公司,让自己的儿子或是亲属负责,并对这个海外公司进行大量投资,而后报亏损,宣称投资失败。在中国的总公司根本无法了解真正的情况,结果国家资产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流失掉了。
不少当地法律人士对记者称,其实近年很多大陆来的人使用不同的名字开公司、置产,利用各种渠道把国有资产弄到海外,然后利用国内监管不严的毛病将这些资产放进私人腰包。邓洪说,对这种做法,美国政府也开始注意。他说,以前有投资移民过来,很容易就得到批准;现在美国移民局官员对投资移民的资金来源,问得非常仔细。美国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人申请投资移民中,有60%的申请者资金来源没有办法证明是合法得来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美国开设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投资者在国内的职位不符合,资金来源就会受到移民局质疑。了解美国移民法律的邓洪说,有一些投资移民案例,如果妻子办投资移民,而丈夫是中国国家机构的领导,那么就要出具证据,证明投资的钱和贪污受贿没有关系。
虽然大多数贪官或其家属在美行事隐蔽,但由于过惯了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的生活,在一些场合有时也会露出马脚。比如,不久前在美国,一个不好好读书而涉嫌强暴的“二代”,以10万美元获得保释后,其父让其回到中国,10万保释金当然被没收。对此,这个孩子的说法是,要在国内,这种事早就搞定了。邓洪说,一些“二代”非常爱炫耀、张狂、外露,但一谈到父母就会谨言,其家庭背景难免会让人产生联想。
邓洪说,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来的大背景下,一些官员利用这样的渠道将国有资产转到自己腰包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县、市一级到海外开公司的,没有一定的关系是出不来的,产生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他认为,中国反腐不能忽略海外,核查中国官员及国企在海外的业务及资产情况,也应是中国反腐走向深度的方向之一。
中国大陆外逃贪腐官员数量和外逃腐败资金的规模,最近可查的权威数据是10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所披露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而贪腐资金的转移往往和偷逃税、避税关系密切,监管宽松同时为客户资料保密的离岸中心,便成为贪腐人士最青睐的“避税天堂”和“洗钱天堂”。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查明和女儿在维京群岛成立有一家名为“东亚贸易集团”的离岸公司,两人均担任公司股东,这家离岸公司被认为系张曙光与贿赂者之间用来进行利益输送和购买物业的主要平台。
贪官在海外的“隐财术”,远不止这些。然而,他们的这些小伎俩,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济财产转移:
买房子、办公司,肥了地下钱庄
近几年,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逐渐成为贪官转移赃款的主要方式,大多数腐败分子在落马或出逃前,会先将其家属或情人转移到境外,并购置不动产、理财产品、名车等。这些贪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某些腐败官员有负责地方财政或经济工作的经历。
在任时,张曙光在铁路系统内的口碑就已极差,长期孤身一人在北京,其夫人王兴和孩子一直在美国居住。
上世纪末,王兴就在美国买房、开公司。2004年,张曙光被提拔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作为商人的王兴,借助丈夫的关系疯狂敛财,并通过海外离岸公司在海外购置地产,将赃款转移。
早在2002年11月,张曙光和王兴就在美国洛杉矶的核桃市全资购买了一套别墅。这座别墅占地近2793平方米,当时买价为86万美元,房主署名为王兴和张曙光二人。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被抓后不久,张曙光立即赶赴美国,目的是隐匿海外资产。美国房地产文件显示,2011年2月2日,这幢住宅的屋主发生变更,张曙光将自己的名字去掉,户主只剩王兴一人。
中国迄今仍然实施外汇管制,大陆地区每个公民每年的结售汇不能超过5万美元。大部分贪官便通过地下钱庄,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地下钱庄通常以“投资公司”“商行”或者“移民服务机构”的名义,让客户把人民币打入钱庄指定的中国账户,地下钱庄扣除手续费后,按当天的汇率将港币或美元打入客户在境外的账户。在这套“黑色链条”里,黑吃黑是常态。
还有的腐败分子,在国企境外公司上做文章,中石油等腐败案例显示,一些企业境外公司成为向权贵家庭输送利益的管道。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曾透露,因为审计力量不足,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对国有企业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央企境外投资及财务管理不够完善,某些央企海外资产处于监控“真空”,海外资产和投资效益历年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给腐败分子转移国内资产,提供了机会。
为留后路,贪官转向政治投资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某副局长表示,很多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言不通,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圈,就是在华人圈也不敢多露面,有的人还受到当地黑社会组织的敲诈。他说,“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名基层银行的行长,在国内时春风得意,受人尊敬,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
因此,有的贪官“未雨绸缪”,为取得在国外合法的居留权,进行有目的经济投资,从而取得政治身份。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2005年初因东北高速失款案暴露,携巨款逃往加拿大。在此之前,他曾经18次出国考察,为其外逃踩点探路。
然而,想要踏踏实实地落脚海外,并不是那么省心的事。去年4月,洛杉矶一家由陈莹莹负责的华人移民事务所,因涉嫌以投资移民为名目进行诈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联合查封。客户将资金汇入陈莹莹的账户,存入银行生利息以后,这笔利息就给她作为报酬。过一段时间,她将一部分“投资款”返还给客户,其客户只要花很少钱就可以拿到移民签证,而实际上的“投资款”根本就没有落实到投资上。
在陈莹莹的客人中,有两名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人物:13号外逃人员、武汉市发改委原主任徐进以及第66号外逃人员、徐进之妻——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原副处长刘芳。徐进2009年被任命为武汉市发改委主任,第二年便辞职下海,2011年5月携妻逃往美国。夫妻俩因涉嫌受贿等犯罪,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徐进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不可谓“不懂经济”,最后却难逃玩火自焚的结局。
知情人士指出,大部分贪官的海外投资,秉持了中国人较习惯的国际大行存款理财、房产投资、实业投资、教育投资,贪官移民第三代已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投资。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曾经一度出现在媒体开列的“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在父亲的“照顾”下,其子程慕阳成功变身为加拿大地产大亨迈克尔·程,在海外开发了不少大型基建项目,并于2013年在温哥华临近海湾买下一座65公顷的建有私人机场的小岛。为使女儿程颂莲获得政治前途,程慕阳用捐款的手段帮助其成为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卑诗省分部主席。
程维高在国内负责帮儿子“输血”“打招呼”,荫庇儿子空手套白狼攫取第一桶金,孙辈在国外接受教育并试图攫取政治地位。祖孙三代的“跨国投资”,从商业、教育到政治,可谓节节攀升。
资产转移了,殚精竭虑的生活才开始
这些贪官坐拥“巨额资产”,变着花样转移财产,看似游刃有余,实际上,他们背后潜伏着深深的恐惧。随时降临的正义审判,令其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在反腐热剧《人民的名义》中,京州市副市长兼光明区区委书记丁义珍,案发后出逃到美国后,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这何尝不是现实中某些外逃贪官的真实写照。
在转移资产过程中,有的贪官大玩“隐身术”,意图逃避追查。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将赃款存入空壳公司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户,并串通新加坡“中央人民币汇款服务有限公司”的老板,通过指定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将巨额资金转移至新加坡,最后存入其妻子的账户。
在整个资产转移的环节,李华波销声匿迹,自以为“无懈可击”,最终,这个“亿元股长”仍难逃法网。2015年5月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更有的贪官虽然成功将赃款隐瞒转移,人也逃出去了,但没有国外合法身份,没有投资渠道和理财能力,加上语言不通,生活窝囊至极。“红通一号”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国,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度日如年。
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原经理和法定代表人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赃款外逃至泰国,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为掩人耳目,陈满雄不仅做整容手术“改头换面”,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被捕之前,陈氏夫妇连去市场购物也只能晚上去。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制度性的威慑力和约束力已经形成,腐败分子往海外转移资产、逃避制度监管越来越困难。贪官违法得来的钱见不了阳光,房子车子不能买,家里藏不得,海外转不出去,只有早日向组织交待,或可以按法律规定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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